一起关于“工程师受贿”的案件日前在广州闹得沸沸扬扬：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华工院）的3名工程师因在工程中为供应商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批准逮捕。许多工程师对此表示不解，认为工程师在完成工程承包商的设计之后再为供应商提供服务，这纯属商业行为，不应该是“受贿”。而3名涉案的工程师更是大呼冤枉，认为他们的行为在建筑设计界十分普遍，从来没有人说这是“犯罪”。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02年初，华工院承担了广州市一大型建筑的设计，由黄良薇等3名华工院的空调设计工程师负责该建筑的空调项目设计。3名工程师按照合同规定为工程承包商完成施工图之后，继续留驻施工现场，应空调供应商的邀请为其解决实际操作当中的问题。事后，空调供应商付给3名工程师一笔“技术服务费”。
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于2003年10月就“技术服务费”问题对黄良薇等3名工程师展开调查，认为3名工程师利用职务便利为空调供应商谋利并获取报酬，已涉嫌受贿，要求3名工程师退出“赃款”。2003年11月底，“拒不退赃”的黄良薇被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批捕。
负责审理此案的海珠区检察院侦查一科何科长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认为，3名工程师拿的不是“技术服务费”，而是“好处费”。那么，空调供应商究竟能从他们3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
何科长说，第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空调供应商“中标”。工程承包商通常靠招标来挑选空调供应商，3名工程师为承包商设计空调施工图，自然有向承包商推荐空调厂家的便利。第二，可以为空调供应商“圆谎”。中标的空调厂家会按照合同规定供货，但是难免会出现“货不对板”、某个空调的规格与设计图纸不相符的情况。与其等着承包商发现之后提出退货，不如私下里“贿赂”工程师修改一下设计图纸。
在上述大型建筑项目中，仅黄良薇一人就从空调供应商那里得到5．4万元。检察机关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所能获取的“技术服务费”，而是拥有职务便利的人“为别人谋取利益”所获得的“赃款”。
但黄良薇将空调供应商支付给自己的钱看作提供信息、咨询与技术服务之后的劳动所得，觉得自身并没有为空调供应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她说，向承包商推荐可靠的空调供应商是这一行业的行规所决定的，况且，她每次推荐的不止一家，决定权还掌握在承包商手上，有时也会出现推荐者不中标的情况。中标的空调供应商会付给工程师一些“感谢费”作为报酬，以巩固彼此间的关系，这是行业内的普遍做法。至于修改设计图纸，她认为这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她可完全做到既让空调供应商满意，又不影响工程质量。
华工院院长钟朝安对黄良薇的说法予以认同，并补充了以下几种可能得到的“报酬”：第一，设计人员有条件提前掌握一些招标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一些空调厂家，收取一些信息费；其次，在厂家中标后、签合同之前，设计人员会为中标厂家核对产品的数量、规格、型号等等，以便准确地签订合同。这些事情本来是厂家自己来做，但是由于没足够的技术力量，所以就会找设计人员帮忙，相应地给一些报酬；第三，在正式安装时，具体的搭配要做一些修改，也需要设计人员的支持。
钟朝安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谈到，在过去，设计人员为空调供应商提供上述服务可以看作是义务。但是，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按劳取酬也无可厚非。对于建筑行业设计人员的行为，有《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查设计管理条例》三部法规来约束，黄良薇等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这三部法规。辛华
对于黄良薇等人该不该给空调供应商提供服务，海珠区检察院内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海珠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雄飞认为，黄良薇等人不该将“公务”与“私务”纠缠在一起。王雄飞说，黄良薇等人是按照华工院与工程承包商签订的合同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一工程中其服务的对象是工程承包商，不应该与同一工程当中的空调供应商发生关系，而应该自觉实行“回避”原则。他还谈到，无论是为空调供应商提供信息还是技术服务，都是利用了“公务”所赋予其的职务便利。
海珠区检察院侦查一科的何科长则认为，黄良薇等人在完成施工图之后为空调供应商提供技术服务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私下收钱。因为黄良薇等人的劳动报酬已经从国家下发的工资中得到了体现，他们在华工院和工程承包商签订的合同范围内提供服务，所有酬劳都应该由工程承包商向华工院支付。而为空调供应商提供一些技术服务、在安装空调时作出一些修改，这也是设计人员的“分内任务”，不应另外收钱。
那么，黄良薇等人为空调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究竟是“公务”还是“私务”呢？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根据建设部发布的建筑工程设计合同规定，工程承包商要求设计人员派人留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行签署协议或技术咨询合同。但在上述工程中，华工院并没有与建筑单位签署协议或技术咨询合同。但黄良薇等人还是受空调供应商之邀留在施工现场配合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新记
海珠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雄飞认为，黄良薇等人的行为全部符合受贿罪的法律要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别人谋取利益，以此来实现自己获利。对于“利用职权”这一说法，王雄飞表示，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到底什么才算“利用职权”，但是根据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以及以往的法律实践，可完全认定黄良薇他们是受贿，因为黄良薇提供技术服务的是自己参加设计的项目，那她是利用职权、利用职务便利，如果她是替一个跟自己不存在任何关系的项目服务，那就属于正常，但是现在她收的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的公司的钱，这就有问题。王雄飞还谈到，黄良薇等人的行为具备一定的危害性：不但损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同时也损害了作为国企的华工院的利益，所以属于犯罪。
但是，全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雨本却和记者说，检察院的指控不能成立。首先，主体不成立。黄良薇等人是提供技术服务的人员，而不是“特殊职务”，作为技术人员，其所在企业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赢利，不像国家机关那样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商业行为，而非公务行为。再说，我们一般说的“利用职权”，指的都是“公权利”，这些是黄良薇等人根本不具备的。另外，此案的法律关系不明。黄良薇等人的行为不是公务行为，而是商业行为，他们不是掌握一定职权的人，只是技术人员，不能说他们的行为损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王雨本还举例说：如果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被客户真正的需求多打一个眼，本来这个费用应该给自己公司，但是他自己拿了，这能算是犯罪吗？吴俊
目前国家对科学技术人员从事业余兼职和非职务技术活动获取合法收入的行为是鼓励和保护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精神很明确，我们该尽量营造好的环境，而不是去压制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性、积极性。但是真实的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的旧意识没有转变，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搞业余创收活动依然存在不务正业之类的偏见。当然这种鼓励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在不损害本单位利益的前提下。益平
科学技术人员个人的法律意识有待提升，国家的立法工作也需要及时跟上。我国的立法在这方面还不是很完善，经验知识的运用是无形的，不像资金挪用认定起来那样简单，人的思维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无法量化判定。这些都最好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有个明确的说法。没有专门为科技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维权工作的部门也是个很迫切的问题。浙青
此案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引起人类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涉嫌犯罪问题的深入审视。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产业体系的调整，今后科学技术人员势必慢慢的变多地参与到企业的技术贸易等活动中去，科技成果在往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路途中一定还会出现慢慢的变多的新情况、新问题，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就可能越来越频繁。产生这种现象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如科技智力劳动是无形的，8小时内外、职务内外较难区分；科技成果往往也是无形的，与有形劳动成果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把握难度较大等等，主观方面的成因恐怕更可以让我们深究。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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